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常有机会随侍先师席泽宗院士。先师讲学余暇，也不时回忆学界前辈种种轶闻趣事，每每令我听之入迷，或大开眼界，或心向往之。
一日先师闲谈时曰：某院士曾向我亲言：“自己一生学问，就从几册书中来。”初闻此语，颇觉夸张，因与我一向服
我那时初入学问之途，向学之心甚切，第二天就从研究所的图书馆――该馆至今仍是全中国最完备、最好的科学史专业图书馆――书库中将诺格堡（O. Neugebauer）的《古代西方数理天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借出，凡三巨册（两册正文一册附图）。当时也不管是不是力所能及，就摆开阵仗“攻读”起来。
诺氏书中的第二卷，专讲巴比伦天文学，其中经常引用到一种缩写为ACT的文献，因为老是遇到这个缩写，我就注意起来。一查，原来这书就是《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正是诺氏本人编的，1955年在伦敦出版。
那时老师们经常强调“第一手文献”的重要性，而以往中国学者之所以很少研究涉及西方天文学史的课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国内难以接近西方的第一手文献。现在这个ACT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手文献了，我怀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又到研究所图书馆的书库中去找，居然找到了！又是三巨册，布面精装。从那张早已发黄的空白登记卡上，我知道该图书馆1956年购入此书，30年来，我是此书的第一个读者。
巴比伦故地在西亚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古称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的文明可以上溯到约公元前4000年时的苏美尔人（Sumerians），以后阿卡德人（Akkadian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统治。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于公元前330年征服该地区，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他的部将们瓜分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大帝国，两河流域开始了塞琉古（Seleucid）王朝时期。
虽然迦勒底人的星占学和天文学在欧洲早已非常有名，但只是近百年来的考古研究才揭示出：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已发现的天文学原始文献，绝大部分属于塞琉古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末。在西方科学史上，这属于非常重要的“希腊化时期”。
这批已发现的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文献，主要是300张天文表。有三位耶稣会神甫，J.N.Strassmaier、J.Epping和F.X.Kugler，曾对此作了极为艰巨的整理工作，包括释读这些表格的内容、根据表格本身的数理结构将缺损部分补全等等。诺格堡又在此三位神甫工作的基础上作了综合性研究，编成三巨册《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前两册是对这些巴比伦天文表中天文学内容和数学方法的分析，第三册包括这些楔形文书泥版的照片、摹本和翻译成阿拉伯数字的原始表格。诺格堡在卷首将此书题赠给上述三位神甫，尊他们为研究巴比伦天文学的先驱。
尽管诺氏表示：由于巴比伦天文学发展过程的资料还很缺乏，“我们尚远远谈不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历史”，但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这批资料已经具有相当大的“集大成”性质。况且已经有人前赴后继作了如此艰巨的研究整理工作，将表格从恍如天书的巴比伦楔形文书变成了阿拉伯数字，那是何等难得！考虑到这些因素，我立刻将这三巨册借回宿舍，当成我的“枕中鸿秘”之一。
除了古希腊之外，世界诸古代文明中，都没有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活动，存在的只是星占学活动――本质上可以归入巫术范畴。但是在星占这种巫术活动中，却不得不使用某些天文学方法。《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中所记载的，就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星占活动中所使用的天文学方法和数据。
古代天文学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件事：在给定的时间、地点，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这在古代东西方都是如此。现代天体力学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可以准确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而在天体力学问世之前，古人要解决上述问题，基本上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采用几何模型（古希腊天文学就是如此，受其影响的阿拉伯天文学和印度天文学也是如此），二是采用数值模型。
《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就是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周期数值模型：通过长期观测，积累了非常准确的数据，由此构建一系列周期函数，利用这些周期函数的叠加，也可以相当精确地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
不过，真要将书中这些神秘表格读懂，那可是一桩苦差。主要是它们实在太枯燥了。在我将博士课程全部修完，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与巴比伦及这些楔形文书天文表完全没有关系――之后，我有时就可以回上海了。有几个月时间，我在上海临时借的一间古人所谓“几榻萧然”的破屋中，发奋攻读诺氏的这两部大书。《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既难懂，又非当务之急，当时究竟是什么念头驱使我在“两线作战”的状态下（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准备博士论文）去攻读它们的，现在几乎已经记不起了。也许就是纯粹的好奇心吧。
钻研这些天文表时有一种相当奇特的感受。我在那间破屋中经常想，两千多年前的那些巴比伦星占学家――也就是巫觋（这是中国古代的说法，女巫曰巫，男巫曰觋）――也同样要钻研这些表的啊，我现在就权当是在担任巴比伦王室的见习巫觋，进行专业培训吧。两千多年前的人都能弄懂的事情，我只要肯下功夫，总该也能弄懂吧。
这几个月的“见习巫觋”，最终并没有白当。我将《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中对太阳和行星运动不均匀性的描述，与中国六朝隋唐时代历法中的相应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些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的新线索。随后的两年中，我在《天文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讨论巴比伦天文学方法与古代中国历法之间关系的系列论文。这可以算是这场好奇心带来的意外成果。
